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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七位老师应邀参加2017年世界经济学会年会

发布日期:2017-10-30 作者: 浏览次数:

 

10月21-22日,2017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对外开放新挑战”理论研讨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论坛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科院、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伦敦大学、香港大学等80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4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交流和研讨世界经济学科领域的最前沿研究成果,为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带来最国际化、最前沿的学术季。

我中心殷红教授、刘红教授、戴利研副教授、付争副教授、杨攻研副教授、杨达博士和周帅博士等7位老师应邀赴武汉大学参加了本次世界经济学会年会。

主旨报告和专题报告环节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余振教授主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演、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导师、董辅礽讲席教授管涛、南开大学的佟家栋教授、清华大学的鞠建东教授分别做了报告。

 

在中青年论坛中,我中心杨攻研副教授报告的论文题目是《社会资本缺失与政府管制偏好——以东北地区为例》,杨攻研所在课题组利用2016年组织的全国问卷调查数据测度了受访者对于政府直接参与生产的偏好,结果显示,相比发达地区,东北居民更偏爱政府管制。对于东北人管制偏好的形成,课题组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进行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缺失(尤其是普遍的人际不信任以及对私有企业的不信任)是造成东北人管制偏好的重要原因,并且在负外部性风险更高的公共品生产领域这种效应表现得也更为明显,通常人们所强调的体制传统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由社会资本缺失所催生的政府管制偏好并未因对政策制定者的不信任而有所减弱。利用宗教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以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尤其是增进人际信任的政策措施,是改变东北居民过度倚赖政府并实现观念创新的有效途径。

在分论坛1“世界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论坛”中,戴利研副教授、殷红教授和周帅助理研究员分别做了报告。戴利研副教授做了题为《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社会绩效评价》的报告,戴利研在回顾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成立背景、功能定位和发展历程的背景下,对俄罗斯联邦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的投资标准等运营模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投资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方面对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了评价。她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对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俄罗斯财政面临缺口,主权财富基金如何在资金投入受限的情况下量入为出、回馈社会,是基金下一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

殷红教授做了题为《西方经济制裁背景下的俄欧贸易关系》的报告,殷教授认为欧盟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主要实施方及俄罗斯实施反制裁的主要对象。在制裁与反制裁后果最明显的2015年,俄欧贸易额降幅近一半,因其降幅超过俄外贸总额的降幅,俄欧贸易在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缩小;其中,俄从欧进口的降幅超过俄对欧出口的降幅,俄对欧贸易顺差加大;2016年俄欧贸易总体形势明显好转,但较比制裁与反制裁之前仍有很大差距。俄欧贸易结构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比下滑,矿物燃料、食品原料等产品的贸易比重明显缩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相对上升,其原因是其降幅不及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降幅。最后,在西方经济制裁后,俄欧贸易的依赖性、互补性明显减弱,而竞争性有所提升。

 

周帅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后起国如何走出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的报告,周帅认为对于后起国如何走出金融霸权,来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启示是,进行外部合作制衡与内部增强自身国际金融权力是变革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的两种路径。他在对国际金融权力论、国际货币权力论进行回顾与思考后,形成了修正后的国际货币权力论,并基于此构建了1995年到2012年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首次对国际金融权力的系统量化。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通过制作国际金融权力分布散点图、国际金融权力集中度表、美国与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权力曲线图,展示了后起国所处的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现状,揭示了在此18年中国际金融权力结构一直为单极,国际金融权力体系竞争性经历了中-低-中水平的转变,美国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崛起是不准确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到在各国国际金融权力不变的情况下,后起国可以并且只有采取合作策略才能达到制衡的实力门槛,走出美国金融霸权。同时,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构建的国际金融权力指数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整体上和正常国方面,“工业型”对于发展国际金融权力更为有效,而“金融型”效果并不显著,工业竞争力与国际金融权力是非线性关系(倒U型),但是对失败国来说“金融型”效果更佳。总之,对于后起国,合作策略与适当的“工业型”路径是走出美国金融霸权的最佳选择。

在分论坛3“‘一带一路’建设论坛“中,杨达博士做了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溢出效应——基于多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的报告,杨达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和能源领域合作的回顾,梳理出中国经济对中亚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合作的可能方案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借助情景模拟分析,对中国增加从中亚地区的油气进口与中国制造业向中亚地区转移两种合作方案将对中亚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情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将获得不同程度的经济效益。据此她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双赢举措。

在分论坛5“国际金融问题论坛“中,付争副教授做了题为《银行外币资产占比与资本流动关系探究》的报告,付争指出俄罗斯银行外币资产占比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出现断崖式下跌,此后,虽然在经历美国次贷危机和西方金融制裁时期,出现了些许波动起伏,但这一占比一直在低位徘徊。她运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俄罗斯银行外币资产占比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和金融衍生品投资资本流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传导途径,以期为正处于金融改革敏感阶段的中国在放松资本管制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提供经验借鉴。